我想知道,一个内心真正善良的法学毕业生,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去做律师?

该懂的道理我也懂,还是觉得很多时候不想愧对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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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个好问题。

冯象老师写过一篇《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我最早是在《政法笔记》这本书里读到。

仅引用一段:

例如,球星辛普森被控谋杀前妻及其男友一案,辩护律师团打种族牌挑选陪审员,采用种种技术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排除警方收集的定罪证据。结果辛普森无罪释放,留下重重疑团(受害人家属对辛普森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却成功了)。此案标准的律师伦理解说,便是形式主义的:虽然律师团的辩护很可能开脱了凶手,有损公益道德,但他们“完美”的法律服务没错。因为法治之法中性,超越道德;而“平等对抗”的诉讼程序,须保证被告人享有他所能购买、调动的一切法律服务,以便同公诉人(检察官)代表的政府抗衡。即使被告人真是凶手,律师团帮他胜诉获释,挫败正义,从法治或“程序之治”的长远利益来看,也还是值得:失败了的正义可以在本案之外,在体制的层面抽象地促进法治。所以律师为坏人辩护脱罪,虽然为常人所不齿,仍有一种期待中的伦理回报或幸福感。在此意义上,现代法治也可以看作是一门基于“道德禁欲主义”的宗教,虽然传教护教的律师不必是虔诚的信徒。因为这形式主义伦理解说的逻辑,同末日救赎、来世回报之类的信仰异曲同工:正义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遭受的挫折,本是她修成正果之前先要经历的那九九八十一难。劫难尽头,法治在手,我们还得谢谢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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