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好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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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当代中国之所以获得新生,不仅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的优势,也是通过它组织方面的优势,当代的很多中国人常常忘记这一点;但那些渴望着杀死中国,撕碎中国,饱啖其血肉的敌人却从未忘记。

百年的战斗

1921年7月,在嘉兴南湖的那艘游船上,十几个年轻人经过会议讨论和举手表决,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些人的来路五花八门,有落魄秀才,有报刊编辑,有归国学者,有学生,有教员,有记者,有文人,他们的目的不尽相同,他们的出身五湖四海,但他们在嘉兴南湖游船上做出的决定,将极为深刻地改写中国历史,改变中华民族的未来,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没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需要有强大的战斗性,不具有战斗性,则不足以把救亡图存这一近代无数仁人志士矢志追求的宏伟愿景予以实现,尽管当时创建它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没能意识到这一点,但那些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人,后来执剑举火,击退黑暗,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了新生。

不妨用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率先意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性的其中一人的话来对此做出更准确的陈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人生而注定是一群战士,战斗是这群人的首要职责,尽管战斗并不一定总是以枪炮和履带,鲜血与烈火,攻势与防守的形式发生,但战斗无处不在。

马毛姐,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农村少女,她在炮火之中挥杆摇橹,这是战斗。

石光银,一个秦川汉子,在40多年的时间里和荒漠盐碱搏斗厮杀,用成荫绿树赶走黄沙,以凡人之躯行神话之事,这是战斗。

卓嘎,一个高原边民,用自己的脚步画出了共和国版图的形状,古语有云“墩卒最苦,戍役至艰”,她抵边放牧,一干就是几十年,这还是战斗。

当然还有更传统一些的战斗方式,例如王占山,一位老战士,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再到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这更是战斗。

战士们在战斗,共产党员在战斗,战斗没有一日停歇,时刻都在发生,因为战士们比谁都知道,生存和繁荣从来就不是什么理所应当的事情,它是战士们从冷淡残忍的世界中用双手夺来的战利品,经由无数拼搏,国家始能长存。

大家是唯物主义者,大家不相信什么救世主,但大家相信职责所系,事在人为!

党旗飘扬,殷红如血,虽柔缕织就,然重比泰山,它不是一块开会时挂在墙上的背景板,它是浸透了殉难者之殉难,拼搏者之拼搏,充满了中华民族绝境之中最后呐喊的编年史,看向党旗,就是看向那些从未褪色的苦涩和辉煌。

为什么共产党员要战斗,要如此不顾一切的战斗?

因为经历过苦难,体味过苦难,比谁都更了解苦难,所以大家对伟大而光荣的中国人民许下承诺,以大家对中国人民的永恒忠诚为誓,大家决不让苦难再度降临,大家将做那道横亘于苦难和家园之间的堤坝,直到最后一个共产党员倒下之前,苦难都休想染指九州万方半分。

对中国人民的绕指柔情,将化为百炼精钢。

所以大家战斗!

战斗这一烙印刻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骨髓,所以大家很习惯于以战士的视角去审视和评估一切,比如讨论经济工作,外交工作,农业工作时,大家会很自然的称呼它们为经济战线,外交战线,农业战线,就是这个原因。

豆腐与洋火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愚昧与黑暗,病态与扭曲,残破与衰败,挣扎与麻木互相叠加,彼此交织的社会,它是如此的破败,如此的卑微,以至于哪怕是那些在绝望之中也拒绝放弃抗争之人,能够想到的对中国最大限度的赞美,也不过如瞿秋白所言“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中国的豆腐当然很好吃,但作为最后一个绵延至今未曾断代的文明古国,中国值得夸耀的地方,不应该只剩下豆腐。但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呢?

那时的中国,但凡与产业沾边的东西,都得带个“洋”字,火柴叫洋火,肥皂叫洋碱,水泥叫洋灰,卷烟叫洋烟,影片叫洋戏,煤油叫洋油,铁钉叫洋钉,毛巾叫洋帕,自行车叫洋马,缝纫机叫洋转。

就连那些矢志救亡图存的青年常识分子们,也被称为洋学生。

就连对美好事物的评价都叫洋气,何等令人悲哀。

这种种洋字打头的背后,是当时的中国已经破碎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一切与现代化沾边的东西,都是进口的,就连拯救国家的希翼都是进口的。

人民领袖年轻时就曾对此颇为不忿,他曾经想过实业救国的路子,打算开办一家洋碱厂,收购油脂,普及肥皂,解决群众的卫生问题,这是他为救亡图存而奋斗的一生中早期的一个小插曲。

让中国社会在苦难中煎熬的那些内外敌人或勾结一气,或急不可耐,它们等待着这个古老的文明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就一哄而上,将其分食殆尽,就像它们之前在世界上的无数地方对其它文明做过的那样;它们大打出手,迫不及待地打算趁着混乱的时局中饱私囊。

有太多的国家,太多的文明,太多的社会就是这么消亡的。在当时,认为中国只不过是诸多有待灭亡的国家中的下一个,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常见的看法。

战争失败了,变法失败了,实业失败了,教育失败了,外交失败了,失败接着失败,从一个失败走向下一个失败,一些病急乱投医之人甚至怀疑是不是大家人种有问题,这种绝望甚至到了出现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寄托在外国侵略者头上的奇景。

比如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后,当时国内的舆论一片欢腾,因为日本证明了黄种人也是可以打胜战争的。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北洋政府虽然加入了协约国,也派遣了劳工前往欧洲,但总的来说与战局发展关联不大,然而德国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当时的中国也是一片欢呼,许多人甚至产生了中国就此可以摆脱丧权辱国,重新以文明开化的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错觉。他们急不可耐地把德国皇帝逼迫清政府树立的克林德碑改成了公理战胜碑,他们是如此真诚地相信,获胜的真的是某种通行于世的天下公理,而自己则是受到这种公理庇护的万千苍生的一部分。

乃至于当山东权益在巴黎和会中丧失的消息传来时,当时中国那些关心时事的常识分子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诧异。

大家不是赢了吗?大家不是战胜国吗?天下不是已经有公理了吗?大家不是已经成为文明开化的一部分了吗?

怎么还是丧权辱国了?

古老的文明国家命悬一线,她被肢解,被蚕食,被欺骗,被背叛,大家的文明正尖叫着死去。

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那些熟读史书的人遍观史册,会产生恍如隔世之感,那个历史上缔造了伟大国家,成就无数丰功伟绩的中华文明,与眼下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是处的烂摊子居然是同一个族群?

这怎么看怎么不像啊。

那些最悲观的人,在民族最危亡的时刻,甚至已经躲进寺庙里开始撰写《国史大纲》了,大家今日去读此书,会认为它是一部学术水平高超的作品,但编辑当时编纂此书时,其目的是为了给行将灭亡的民族留下一点火种,以图将来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

就算不能东山再起,也要给后人留一点念想。

当时的中国太需要一场胜利了,因此必须战斗,只能战斗。

要从这种十死无生的死局中趟出一条生路来,大家需要正确的思想,但仅有正确的思想是不够的。

无穷无尽的争论,嘴仗打了无数,口水滔滔不绝,岁月蹉跎,中国还是一样的残破,还是一样的卑微,还是一样的凄凉。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注定是,也必须是一个能战斗的组织的原因。

把人民组织起来

战斗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战斗,就需要有组织,此前的中国不是没有尝试过战斗,但每一次战斗的结果,不是割地赔款,就是国破家亡,一触即溃是彼时中国军队的常态。

并非士兵们不勇敢,中国人天生就是打仗的料,中国士兵的勇猛顽强和吃苦耐劳,在那个种族主义横行的时代也是被列强们所认可乃至赞许的——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的炮术非常优秀,命中率并不低。

并非军械不先进,虽然那时候中国工业落后,技术匮乏,乃至现代化的军械都被称为洋枪洋炮(又是洋字打头),但克虏伯和格鲁森的大炮,曼利夏和毛瑟的快枪也被清军普遍装备,当时的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先进武器。

并非训练方式太落伍,近代以来中国各地的军队都在竭力引进海外的先进军事操典和条令,囫囵吞枣,泥沙俱下,以至于当时中国的各路军队集中了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军事强国的战术条令和操典,按照当时美国亚搏下载 客户端报纸的说法,中国简直是世界军事战术的博览会。

然而中国军队总是一触即溃,例如甲午战争,清军统帅叶志超抛下军队和城防撒腿就跑,短短几天就从平壤跑到了鸭绿江。

中国军队缺的到底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给出了答案——缺乏组织。

人类是一种伪社会性生物,大家并不能像蜜蜂、蚂蚁那样依靠本能和信息素就自动形成一套完善缜密的社会体系,大家必须要依靠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和抽象思维能力,才能形成有效分工,而这种分工合作的能力,就叫组织。

组织的形成难度并不高,但高水平的组织对低水平的组织具备压倒性优势,有组织对无组织更是相当于全副武装打赤手空拳。

而近代以来中国在战争中的无数凄凉失败,就源自组织能力的缺失。

在那个时代,西方侵略者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

为什么?难道真的是掌握几门大炮就拥有了战无不胜的威力吗?

不尽然,19世纪英国在南非与祖鲁王国的战争中,组织起来的祖鲁武士曾多次正面冲垮使用当时极为先进的定装弹药线膛步枪,甚至拥有先进野战炮的英军。所以先进军械并不是万能的,而且正像那个年代许多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悲观之人所呼喊的那样:中国有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鬼子。

要注意,这话其实是没有错的,如果当时中国的四亿多人能够同时同地朝着鬼子吐口水,是真能淹死不少鬼子,但问题在于如何让四亿多人协调一致的吐口水,这就是个很复杂的工作了。

根子还是在组织上。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想带领中华民族死里求生,要想让中国人不被解雇人籍,必须不屈不挠地战斗,而要赢得战斗,必须组织起来!

要组织起来,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失败的方法组织起来的注定是一群乌合之众,而那些矢志救亡图存的先贤们尝尽了世间的一切手段,最终,他们找到了那条正确的道路。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进行了深度结合,充分扬弃,去芜存菁,摒弃了教条主义和封建糟粕,最终整合出了一套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吸取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华,操作性极强,与时代的变迁发展紧密结合的革命之路。

中国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一片废墟的中华大地上,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足迹。

靠着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员组织了起来,他们把人民组织了起来,他们开始战斗,他们一次次尝试,没有什么道路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什么力量是无需代价的,他们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尝试,对的就做,错的就改,实事求是,不忘初心,最终,他们从失败走向成功,他们从弱小走向强大。

中华民族这颗千年老树,终究是发出了新芽。

组织起来的中国人能取得多大的成果呢?举一些通常被忽视的例子。

在通常被认为只有游击战、麻雀战的抗日战争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同样拥有令人振奋的大规模作战。比如1944年,八路军共发动了50次以上的较大规模战役攻势,毙伤俘日、伪军15.5万余人,收复县城22座,解放人口1800多万。

而到了1945年,八路军又陆续发动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共消灭日伪军12.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

当时八路军甚至一度冲进天津市的日军指挥部,在缴获了日军的军械物资之后,还在办公桌上留下字条,然后才扬长而去。而当时天津城中的日军则蜷缩在炮楼里不敢出战,只求八路军尽快离开。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民群众被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了,有了这个一,那无以计数的零,就爆发出了如泰山压顶,九天河倾般的洪荒伟力。

当时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不光那些内外敌人没有意识到,就连那些把人民组织起来的革命领袖或许也没有完全意识到,比如中共中央在1948年于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决议“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这个决议大家从后来人的视角去看,实际上是比较保守了,因为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反动派连一年都没撑住便土崩瓦解。

唯物主义者比较喜欢从数学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大概当时的革命领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这么强。

当时一些西方列强嘲笑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是国民党反动派太无能,连一群武装起来的农民都打不过。例如当时美国亚搏下载 客户端有报纸声称“国民党政府在与共产党武装农兵的对抗中落入下风,只能说明他们不具备起码的军事素养”。几年后,当美军在朝鲜半岛同样领教了这群“武装农兵”的威力之后,很快就闭嘴收声了,因为他们也打不过。麦克阿瑟指挥下的美军在朝鲜的逃窜速度成功打破了清军统帅叶志超的记录,证明机械化跑的确实比两条腿要快。

人民至上

1949年的中国与1909年的中国相比,在很多涉及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上,其实是要更低一些的。但1949年的中国已经是一股冉冉升起的新生力量,它爆发出如同千日悬空的光辉,让那些内外之敌不敢直视,以至于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当时已经失去首相权位的丘吉尔咆哮着要“派几艘航母去远东教训一下共产党”时,时任首相艾德礼马上回敬到“考虑到眼下中国共产党正逐渐接管中国的现状,丘吉尔爵士的鲁莽言论显然是极其不合时宜的”。

这远不是1909年那个还在靠英国代管的海关税款勉强维持运转,假模假式搞什么预备立宪,丧权辱国腐朽无能的满清所能相提并论的。

而之所以有如此差别,是因为中国运用有组织的暴力的能力出现了根本性的跃升,而这种跃升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凭借正确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最彻底的组织。

这种组织,让中国挺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成就了一项又一项的伟业,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巍然屹立于人世间的一座宏伟峰峦。

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依旧满怀信念,不曾停歇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着,为这光荣的职责而奋尽己生,革命领袖留下的忧思与智慧在共产党人身上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大家会在一切需要大家的地方战斗,用一切办法去战斗。

有很多事情需要诉诸耐心,有很多事情需要灵活态度,对于这些事物,大家坚信事在人为,好事多磨,大家会去说服,大家会去交涉,用妥协和坚持的艺术换取思想和实践的共鸣,把持守初心和圆融技巧视为解锁问题的钥匙,把事情办妥,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但也有很多事情棘手艰涩,有很多敌人冥顽不灵,对于这些障碍,大家绝不退让,绝无怜悯,就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厉火焚过之后,灰烬会被扫除,不留任何痕迹。

因立于人民之中,大家无所畏惧!

今日的中国已然拥有除了豆腐之外的许多东西,大家是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工业国,最大的航运国,大家拥有威震天下的陆军和飞速发展的海空力量,大家在无垠太虚中留下了足迹,天上白玉京不再是幻想中的故事。今日中国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交道时,也总能让对方意识到,地球并不总是围着它转的。当然,大家的豆腐依然是很好吃的,如昔日一般,还是世界第一。

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比不过共和国的至宝——被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第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有了这天下第一的武器,大家会不停的战斗,在一切地方去战斗,用一切手段去战斗,生命有限而事业无尽,但只要一息尚存,便战斗不止,这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天命!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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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 @托卡马克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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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始末

编辑:【澳大利亚】雪珥

1870年春夏之交,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动乱在满清天子脚下的天津爆发。 天津市民围攻法国领事馆和望海楼教堂,导致法国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外交官和3名俄国商人被杀,领事馆和教堂被毁,史称“天津教案”,西方则称为“天津屠杀”(Tientsin Massacre)。


此时的天津,正值开埠十周年。谁也没能料到,历史会以如此惨烈的鞭笞掀开新的篇章。 一切都从几个刑事案件开始。 这一年,天津忽然发生了多起儿童失踪事件,弄得人心惶惶。入夏之后,又遭遇了严重的旱灾,瘟疫横行,6月份,天主教会育婴堂中有近40名孤儿患病而死。 教会慈善机构的运行,本就暗箱操作,极不透明。民间早有传言,天主教会诱拐、绑架和收购儿童,“挖眼剖心”以作药引子。如此大量的儿童死亡,人们疑心大起,纷纷到坟地围观,甚至挖出尸体查看,传言更为严重。

6月初,官方抓获了“张拴”“郭拐”两名拐卖儿童的罪犯,并于10日正法。18日,桃花口百姓再度拿获一名拐卖儿童的嫌犯武兰珍,扭送天津县衙。结果,武兰珍的口供牵扯到了望海楼教堂及其教民“王三”。 天津道周家勋马上约见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请求协助调查望海楼教堂此时的法国,已经取代了葡萄牙,获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教权”(Protectorate of Missions),梵蒂冈的神权与法兰西的政权互相依靠,在中国扩张各自的势力。法国使领馆就承担起了所有涉及天主教的领事保护,天主教堂也亚搏体育苹果下载到法国在中国所获得的治外法权及各种特殊待遇。望海楼教堂内的传教士和修女,也多为法国人。

驻跸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虽然民政并不在他职权范围内,但他的级别相当于总督,是天津的最高行政官员(直隶总督此时还常驻保定),而且,涉外事务本亦归通商大臣管辖。应法国人的要求,他也亲自出面,与丰大业商定,在6月21日,由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押送人犯前往望海楼教堂,与谢福音神父(Claude Marie Chevrier)一起调查取证。自然,调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甚至“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通商大臣衙门就在教堂的对面,而法国领事馆则在教堂的隔壁,三者相距均不足百米,走动十分方便。调查事毕,谢福音神父马上赶到通商大臣衙门,与崇厚协商善后。崇厚要求,为避嫌起见,教堂必须增加透明度,今后如有人病死,必须报官查验,并在地方官监督下葬;同时,教堂内收养之人,均必须报官登记。 回到教堂后,谢福音神父便打开大门。此时,围观人群仍有数千,都在痛责教堂杀婴,双方发生了口角。丰大业此时仍在教堂内,出来查看,也遭民众推搡和责骂。丰大业是个火暴脾气,见状马上回到领事馆中,穿上大礼服,挂上配枪,由西蒙(M.Simon)陪同,冲入通商大臣衙门。


此时的崇厚,见丰大业冲进来,“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执利刃,飞奔而来。未及进室,一见即口出不逊。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奏折)但根据法方资料,丰大业并未在崇厚面前开枪,只是将佩剑摔在案桌上表示愤怒。 一见丰大业如此凶蛮,崇厚只好暂时退避。丰大业便“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已”。崇厚“复又出见,好言告以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该领事奋不顾身,云我不畏中国百姓,遂盛气而去”。(崇厚奏折)

丰大业出了衙门,正见到天津知县刘杰从教堂“弹压而回,该领事又向其放枪,未中,误将刘杰之家人打伤”。这下子,丰大业激起了众怒,围观民众一拥而上,将他和西蒙活活打死。随后,愤怒的人群捣毁了法国领事馆和教堂,烧杀抢掠,遇害者的尸体多被肢解,扔进河里。根据外方资料,修女们死前还受到性侵犯。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英美传教士在当地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都被纵火焚烧。

局势彻底失控了。


“天津教案”的表面诱因,是所谓的“民教冲突”(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但实际上,在其表象下,却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而与信仰关系不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不仅导致天津的被迫开放,也导致西方教会可以在此自由传教。这种情况,一直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 天主教会的扩张,得力于其神权与世俗政权的“强强联合”。法国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获得了在中国的护教权,罗马教廷与法国政府都从中获益不浅。法国挥舞着教廷的神鞭,更能整合天主教世界的资源,而教廷则依赖法国这个持鞭人,亚搏体育苹果下载到了中法条约中的无数特权。而这条鞭子,正抽打在大清的门面——天津。

恭亲王奕訢曾经将传教士等同于鸦片,他告诉英国籍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把你们的鸦片和传教士从中国弄走,一切都会相安无事。” 传教士们吸引信徒的方式,就是发放利益的“鸦片”,比如减免租税、帮打官司等。教会压外交官,外交官压清政府,清政府再压中国民众,这一食物链成为天主教迅速扩张的法宝。在这种利益杠杆下,常常某村集体入教,而与其有冲突的邻村,则集体加入反教阵线。教会已经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深深地介入了中国传统乡村治理,这也成为30年后刺激义和团大规模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利益“鸦片”诱导下,华人入教更多的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利益,给自己弄一身趋利避害的“洋皮”。因此,入教在大清国更多地被称为“吃教”,这一说法甚至至今还在江南等地的方言中流传。有学者统计,从1860年11月到1898年10月,直隶共发生94起教案,大多数都是口角争殴、户婚田产、摊派钱文等民事纠纷,其中,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的有53起,占半数以上,而基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则几乎没有。

“吃教”,其实是中国式实用主义与投机取向的典型产物,教会与教民各取所需,结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当年的民谚,赤裸裸地道出了其中的利益诉求: 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 一十字,圣加号,真吃干饭假奉教, ………… 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吃教)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这种东西,大家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争夺“羊群”之外,教会也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驱动力:创收。传教士扩张组织,从上级教会能获得的补助很少,一般只承担传教士的基本生活费用。其他开支,包括中国助手的工资,都靠自己创收。因此,神父们十分乐意动用特权“寻租”,干预地方事务,获得丰厚的报酬。天津望海楼教堂本身,就是法国传教士滥用特权,为此不惜逼迫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强制性拆迁而成——大量民房包括地标性建筑崇禧观、望海楼均被夷平。


自身行为尚不检点,洋教堂更不会在乎普罗大众对他们的观感。 有关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人眼睛制药等传言,虽然无稽,却年代久远,即使在魏源那本著名的《海国图志》也持同样说法。曾国藩在对天津教案的调查报告中,就曾指出教堂本身的五大弊端,令天津民众“积疑生愤”。这些弊端,归根到底就是教会充满了傲慢与不屑。

外方公布的史料表明,教会很清晰地了解外界的谣传,并为之深感委屈和苦恼,抱怨天津人居然将他们当作吃人恶魔。但是,无论从中方文献还是外方文献,都看不出教会方面对此采取过任何公关措施。唯一的方式,就是不断向可怜的地方官施加压力,加剧自己在舆论中的“被妖魔化”程度。如收容弃婴的善举,由于华人很少愿意把孩子送到洋教堂,修女们甚至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就间接鼓励了儿童拐卖行为。这种“收购”行为加上婴儿的高死亡率(不少弃婴本是有病的),再加上不屑于说明沟通的傲慢,自然引来猜疑。


一方面是“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的现实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收购弃婴”之类的怪异举动,天主教会迅速地成为民众心理的第一假想敌。 天主教会不加节制的滥用特权,其实稀释和侵夺了地方政府本就不多的行政资源和权威资源。而官僚体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报复,那就是中国式的“不作为”“乱作为”。

6月初在破获“张拴、郭拐”拐卖儿童案时,天津官方给教会下了一剂最猛的无形毒药。判决公告上称:“(张拴、郭拐)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显然,“拴”“拐”二字几无可能是此二人真名,这两名真实身份存疑的罪犯,即使“用药迷拐幼童”确凿,其目的也不可能是“配药之用”。但“配药之用”加上“受人嘱托”,写入了堂堂的官方判决,实际上是在民意的眼睛里给教堂撒了把沙子。

而天津知县刘杰奉崇厚之令,前去与法国领事丰大业协商进入教堂调查取证时,法国人本已同意。但刘杰在会谈中大发脾气,不时地以“民情愤激”为理由“进行恫吓”,火暴脾气的丰大业中断了会晤,痛骂刘杰“正是动乱的唯一教唆人”,表示说刘杰的级别太低,按惯例他只和崇厚打交道,随后将刘杰赶出了领事馆。丰大业在事后写给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罗淑亚(Louis JulesEmilliende Rochechouart)的报告中,对此仍是余怒未消。在“天津教案”中,丰大业枪击刘杰是中外各方共同认定的事实,但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丰大业此前与刘杰已经有了嫌隙。



在教堂取证当天,天津的三级地方长官(道台、知府、知县)均到场,也亲眼看到了教堂外的汹汹民意,却并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或许是一种懈怠和迟钝,也或许是一种过度自信,希翼凭此民意给老外们来个下马威。惨案发生后,美国亚搏下载 客户端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在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官员在这整个事件中的拖拉作风对将来很不利。”

其实,在此前10多年的内忧外患侵蚀下,大清政府早已成了弱势政府,外不足抵御列强,内不堪绥靖地方。面对强势的天主教会及法国外交官,以及同样强势的当地民意,天津地方官员早已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于是,只好搬出被曾国藩猛烈抨击过的“支”(推诿)、“展”(拖延)功夫,过一天算一天。

显然,在这种弥漫各方偏见、猜疑、仇恨的氛围中,天津的任何工作都难以实际展开。而天津教案,则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给了整个社会狠狠一鞭,将社会郁积已久的矛盾以爆炸的方式释放出来,代价极为昂贵,无论大清政府、民众还是洋人,都感到了这一鞭带来的彻骨疼痛。民意的神鞭,彰显了悲壮、可怕的力量,这迫使各方重新寻找尺度和边界,学会“适可而止”,倒在客观上为此后30年(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天津的改革与开放清除了“块垒”,减轻了日后利益冲突的烈度,可以略微轻装前进。


曾国藩“蹚雷”

曾国藩一定是痛恨天津的。 这个华洋杂处的开放口岸,比起宁静的直隶省城保定,令这位“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官方文件正式头衔),离自己实现政治“善终”的目标似乎越行越远。

面对“天津教案”一场风波,这位已是60虚龄的直隶总督,感到的只能是无尽的烦恼:莫非,自己的一世英名,将要沉没在天津这帝国的渡口? 高处不胜寒的曾国藩,自从剿灭了太平天国以来,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早日从权力的高空“跳伞”,实现软着陆,他使劲地夹紧尾巴,闭紧嘴巴,做个低调的官员。 虽然他向来以“忠臣”自许,但“忠臣”二字,不到“盖棺”自然难以被“论定”,而“权臣”二字,却是不折不扣地印在了他的脑门上。考诸历史,“权臣”向来比“奸臣”风险更大,曾国藩为权力过大而寝食难安,实在不是出于矫情。

离开自己经营多年,早已成为“湘军派”大本营并且也算是非之地的两江,对于忧谗畏讥的曾国藩,未必不是好事。但是这直隶总督之职,却也并非是省油的灯,自己仅剩的那点灯油,够熬多久的呢?

京官难做,津官更难做。“京官难做”,是因为满清天子脚下红顶子扎堆,通货膨胀导致贬值。而同在天子脚下(确切地说是“天子脚边”)的津官,毕竟仍是地方官员,近在咫尺的“中央领导”多如牛毛,掣肘频仍。既乏父母官的威风,又缺京官的闲适,难怪官场有谚自嘲云:“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附郭”指与上级同城)

直隶难,最难是天津。曾国藩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但他绝对没想到天津的麻烦居然会如此之大。惨案发生后,曾国藩敏锐地看到其严重的后果:“将来构怨兴兵,恐激成大变。”


直隶省内其实有两个平行的机构。常驻保定的是直隶总督,常驻天津的就是“三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并非地方行政机关,而是清廷的派出机构,主管的是外贸和外交事务,属于“条条”上的;而直隶总督则是地方行政长官,属于“块块”上的。天津就是这“条块”相交的地方,“天津惨案”因为涉外,“条条”上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责无旁贷。而治理地方秩序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更难以置身度外。 此时,曾国藩却正在病中,虽然已经休假了一个月,但在6月21日惨案爆发的当天又续假了一个月。第二天,清廷的指示就到了曾国藩的病榻上,要求他尽快入津:“曾国藩等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曾国藩当然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多数幕僚都主张他不要奉命,以病推辞,静观其变。此时已经调任湖广总督的学生李鸿章,也急急来信,建议观望并缓进。

吊诡的是,与中央政府指示同时到达的,还有曾国藩采购已久的“寿材”——为自己打造棺材的建昌花板。尽管“棺材”被民间普遍理解为“升官发财”,这对于老病缠身、心力交瘁的曾国藩,依然是个不祥的信号。他在“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之后,还是决定以身犯难,遵命赴津。但在临行前,他写下了遗嘱:“此去津门,有去无回”,并说“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初心”。显然,这更像是一封效忠信和决心书。 曾国藩于7月4日动身离开保定,8日抵达天津,自此在天津连续工作80多天,直到9月30日回任两江总督。这起棘手的涉外事件成了曾国藩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其他所有政务、包括已经推进了一年多的廉政建设都几乎停止。 如此突发的、严重的、涉外的群体性事件,对于曾国藩,也是个全新的挑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曾国藩好歹比其他人更早地在秦淮河里先摸了几年石头。只是,这海河毕竟直通大海,远比秦淮河要深得多了。

一踏进海河,曾国藩就明白了,这哪里是“过河”,简直是蹚“地雷阵”。

首先是民间鼎沸的仇外和排外情绪。美国亚搏下载 客户端公使镂斐迪注意到,惨案之后,“天津正在制造和售卖一批批新扇子,上面是刻绘得很粗糙的纵火和杀人画面。扇子对华人的影响正像插图对美国亚搏下载 客户端人的影响那样。制作这种扇子是投人所好,它的畅销,正是当地百姓对暴动并不感到遗憾或懊悔的确凿证据。此间舆论对天津暴民们的同情,比爱尔兰农民们对打死地主的一位农民的同情,无疑有更大的一致性”。 天津的这种情绪,迅速向全国蔓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帝国发生很多暴力排外事件,遍及芝罘(烟台)、南京、登州、镇江、抚州、广州、上海等。 而国际社会,尤其法国的反应也同样十分强烈。各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法国更是指控这次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屠杀,矛头甚至直指当地驻军。7月19日,法国驻华代办也到达天津,并马上秘密会见了大沽口外的法国舰队司令。一个月后,大沽口外聚集的各国军舰,计有法国5艘、美国亚搏下载 客户端1艘、英国3艘,而在最临近的深水港口芝罘(烟台),还有2艘法国军舰、1艘意大利军舰和3艘英国军舰。局势十分严峻。

在激进的民意和同样激烈的外交乃至军事压力之外,曾国藩还遭受到来自清廷内部的另一种压力。以醇亲王奕譞(其长子就是日后的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排外派”们,认为天津的“民气可用”,应该借此浩荡东风,将洋鬼子们赶下大海。

在这艰难的夹缝当中,曾国藩只能讲政治、讲大局,而无法讲法律、讲公正。


一方面,他提出要“以命偿命”,用同样数量的脑袋为遇害的洋人们“申冤”,因此,尽管被抓获的“凶手”中,只有少数几人是证据确凿的,但他们最后都被处决。而那些证据不足的“凶手”处决后,每家都得到了500两银子的“封口费”。 另一方面,他严格地将官方的责任限制在玩忽职守(“失察”)而绝非煽动上,因此坚决顶住了法国方面要求他处决天津地方干部的强烈要求。 第三方面,他也不得不做好战备,敦促清廷在京畿附近紧急部署部队,做好与法国军事对抗的准备

此时,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被革命推翻,代之以第三共和国,根本无暇东顾。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最后并不情愿地接受了中国的处理意见。

天津的激进民气似乎并未衰竭。天津新知府马绳武甚至不敢在衙门内与法国代理领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见面,而要求到法国人的住处去。李蔚海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所有官员都对天津老百姓的不信任怀有恐惧。”而法国领事馆对行刑现场的记录,也的确显示了民意的可怕力量。16名“凶手”在前往西直门外刑场的途中,受到了民众英雄般的送别,人们高呼“好汉”,甚至在行刑前,死囚们仍引吭高歌,毫无惧色。李蔚海说:“这些人无疑在民众眼中被作为烈士,我担心,恐怕在当局的心目中也是如此。”

同样的,老外们也很难接受曾国藩的处置方式,法国人高喊:“强权即公理那个悲痛的格言,必须严厉地在中国予以实施,不然的话,大家只好无条件投降并撤走。”在华侨民的敌对情绪十分强烈,甚至开始广泛建立民兵组织,这令同时期来访的美国亚搏下载 客户端前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大为吃惊。



可以说,对于曾国藩主持的善后,几乎没有一方是满意的。在当时各种势力和情绪尖锐对立的天津“地雷阵”中,无论谁来蹚雷,无论如何蹚雷,要想没有代价,面面俱到,那是绝无可能的。 天津惨案,本可能葬送大清国那来之不易的和平国际环境,及安定团结的内部局面,曾国藩毕竟把它平息了。这对大局来说,就是胜利。 曾国藩自己,则似乎亦不满意。他在发给数十位友人的信中,反思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辞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并表示自己“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外惭清议”是显然的。激进的民意以及煽动和利用这种民意的幕后力量,并不能或者并不愿意理解曾国藩乃至所有当家人所面临的艰难和无奈,“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甚至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解雇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连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说:“(曾国藩的)整个倦怠,他对人民的恐惧和他的优柔寡断,曾使人们对于他怎样取得他从前的声望,普遍发生了怀疑,并且认为他是一个被评价过高的人物,才能不过平庸而已,我完全同意这种意见。”

至于“内疚神明”,则未必如此。后世史家多以为曾国藩抱恨于自己在天津的违心作为,这甚至导致了他的健康更为恶化,并终于在两年后去世。其实,从曾国藩的为人处世看,与其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毋宁说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只不过,他在用现实主义手法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同时,嘴上高喊的却是理想主义的口号。这与李鸿章言行一致的现实主义完全不同。




曾国藩在天津惨案中的处置方式,是任何一位智商、情商和阅历到位的官员,所能采取的唯一合理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势禁形格”。何苦自责?何必自责?自责又有何益呢?“吾日三省吾身”已经成了曾国藩的一种生活方式,“内疚神明”的自我评价,就如同年轻时多看了几眼美女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是“禽兽”一般,无非是一种精神“按摩”和道德“体操”。这种接近“自损”和“自污”的公开自我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层,能大大减轻被他人主动攻击造成的伤害烈度。如果认为曾国藩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于此,甚至因此而导致短命,那后人推崇的曾国藩的豁达和通透就无从说起,岂不自相矛盾?

天津惨案中,曾国藩为大清国的充当了一回蹚雷的“先锋”,结局并不悲惨,“先锋”并没有成为“先烈”。此时,正好他的老根据地两江爆发了刺杀总督马新贻的惊天大案(史称“刺马案”,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影片《投名状》原型),清廷下令曾国藩马上回任两江总督,而由李鸿章坐镇天津。 一顶降落伞盛开在天津的地雷阵上空,飘向秦淮河,曾国藩终于能够实现他的软着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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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析当时中国的背景。

1.清政府懦弱,当时中国已经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成了强弩之弓。

2.中国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中国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深深困扰着中国人民。

3.帝国主义入侵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大量的军事开销,赔款及奢靡让人民苦不堪言。

4.当时民生凋零、国际地位低下、无外交、经济大滑坡、军事力量衰弱、装备落后、传统的封建学问遭到西方学问的侵蚀,民族资本主义遭受着摧残,整个中国形式非常严峻恶化。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天灾人祸不断,可以想象当时人民群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在那个时代“一家人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或许不仅仅是一个笑话。

底层民众吃不上一顿饱饭,诗词中的“路有冻死骨”就很形象的说明了。

有国才有家,当时连国家都快被瓜分完了,人民哪有人权可言,人命更是不值钱。

100年的时代沧海变化,现在和平幸福的大家其实很难设身处地的理解当时人民的心理,但我觉得那是一个不能遗忘的时代,汲取过去的教训,才能展望美好未来。

麻木的中国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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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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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亲戚,按年龄大约是那时的。据家父说他在老家卖豆腐,一担豆腐爬三个山头还卖不完。后来,身无分文冒着被南海喂鲨鱼的危险去了南洋,后面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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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某农民急匆匆地赶往地里时,遇上了地主的家丁,因为没交够租子,被打死了,临死时,他死不瞑目,仿佛在想着什么

中午,一个没有东西吃的乞丐被路过的乡绅一棍子打翻在地,为了活命,他只能吃树皮和观音土,他在虚无的饱腹感中倒在路旁失去意识的时候,仿佛在想着什么

晚上,被穷人家卖掉的周身染病的女孩被官员踢出了灯红酒绿的青楼,想想前几日一息尚存就被钉进棺材的朋友,她甚至觉得自己还有点幸运,在她被黑暗吞噬的时候,仿佛在想着什么


地主、乡绅、官员们,是不会在乎这些人在想什么的,他们在乎的是怎么把雨巷中那个撑着油纸伞散着丁香味的姑娘拉进自己的宅邸,在乎的是怎么把死去的农民吃得更干净。。。


但是有一个人,在乎他们想什么

慢慢的,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人

他们的名字,叫做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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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一家人没得晚饭吃”

来自父亲幼时向太爷爷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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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什么年代了,还抱着泛黄的功劳薄吹着香甜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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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法国戛纳跳蚤市场,流出一组1921年时中国景象的照片。这组照片是当时一位在1921年时来到中国法国人所拍摄,在这组画面中展现了大量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画面。




街头看拉洋片的百姓。拉洋片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表演者通常为1人。使用的道具为四周安装有镜头的木箱。箱内装备数张图片,并使用灯具照明。表演时表演者在箱外拉动拉绳,操作图片的卷动,观者通过镜头观察到画面的变化。


三个背着行囊游方的僧人


街头的小商人,挑着扁担,卖着小吃


坐在地上的三位妇女,看她们的穿着像是最底层的穷苦百姓。


街头表演杂耍的艺人,正在表演吞剑


街头表演杂耍的艺人


路边摊吃饭的大叔


在纺车前纺线的织女


街上的乞丐,正在挑着担子沿街乞讨,其中一个担子里装的是他的儿子


正在写字的老大爷,这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算命先生,其实他的业务繁杂,帮人写信,算命,批字解签都干,一般都是落魄的书生


一个较为富有的人坐在路边,抽着烟袋,享受着掏耳朵的服务,这项服务在当时很普遍,在现在的四川,这项服务一直存在


当时比较有钱人家的女子,正在用铜盆暖手暖脚,铜盆有盖子,里面放有木炭,这样可以保持温暖,她们就用这个来取暖,相当于当时的暖宝宝


图中的四个人正在看拉洋片,拉洋片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通过拖动图片来看变化,一般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那个时代中国人们没有吃、没有喝,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农村,老百姓吃不饱,一年都吃不上一顿肉,更不用说其他好吃的了,孩子们没有衣服穿,老大穿完了给老二,老二穿完了给老三。有的家庭孩子生太多了,养不起就把孩子卖掉。孩子们基本没有书念,都是文盲。由于经济条件差,老百姓生病了,没有保证,很多人就在家里等死。

中国社会发展缓慢,一些先进技术都被外国人垄断,国家没有发展,中国在国际上地位非常低,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生活艰苦。

那时的商品多以“洋”字为冠名。洋钉、洋蜡、洋布、洋灰(石灰)、洋油(煤油)等。

1921年时,国内生产总值183亿元,粮食产量12180万吨,铁路里程1.16万公里……

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百年来的变化翻天覆地,1921-2021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愿大家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喜乐安康,再不复当年的耻辱与贫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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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啊,但是心态上没有现在这么焦虑吧,因为大家都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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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中国

中国的土地上兴起繁华的建筑

站在上面的是洋人

不允许在这繁华建筑和地段踏足的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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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行,旧中国一般般,不过团什么的还不如关注现在的卷,天天看过去的惨也是精神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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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封闭落后,社会金融呆滞,一般的农民手里没有余钱,基本守着三五亩土地,过着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和国家收实物粮食作为地租和贡赋的传统,转变成货币缴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新规则下土崩瓦解。农民可以换取货币的商品主要还是粮食,而购买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等却需要用钱。商人、地主、官僚组合成的利益共同体,略施小计农民便血本无归,被盘剥殆尽。每年青黄不接的冬春时节,粮食必定价格飞涨,穷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抵押房产田地,向“乡贤”们借贷。到了麦秋豆秋时节,粮食的价格往往会一落千丈,有的人卖掉粮食还不够偿还债务,此时他们就会兼并土地、侵吞农民财产甚至人身奴役,这也成为农村地区获取财富的最有效手段。几千年来这种悲剧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上演,拥有土地的农民因为天灾人祸,不得不借贷抵押,还不上借贷土地就被收走,租种土地变成佃农,遇到天灾人祸又要借贷,再还不上就要卖儿卖女,全家成为别人的奴隶。这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大部分破产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乞食度日,冻饿而死填了沟壑。

“灾年逃荒,丰年吃糠”,这是农民的普遍生存状况。

民国期间社会动乱,各军事势力根本无暇顾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别说对于市场的管理与粮食价格的管理了,粮食价格主要还是被商人操纵。

因此粮食的价格是随行就市,季节差价非常明显,暴涨暴跌也是常态。丰收的年景,米行压低价格收购,谷贱伤农,荒年,米行囤积居奇,米贵伤民。

1934年2月20日,新天津《粮价暴跌原因》中讲到,皖北去岁粮食丰收,形成谷贱之势,致农村经济,顿成破产。

“自二十年大水灾后皖北社会经济大受恐慌。整个农村,濒于崩溃,农民元气大伤,迄今未能恢复,以致中小资产阶级,多负债累累,所收粮食,不惶堆仓,即运出售卖,以资弥补亏空。于是演变成跌价抢售情事。如黄豆二十一年每石卖价在十一元以上,去岁仅售六元左右。”

1933年10月18日,新天津《事业农民叫苦连天》中报道:宁晋通讯,本县秋景收成颇佳,而粮价暴跌,值此百业不振,金融紧迫之际,又逢中秋节为商号齐账之期,平民生活,日趋艰窘,借贷无门,唯一之生路,只有典当田产一途。然富有者以时局关系,皆不欲扩充田产,地亩担负日重。纵然地价减少一半,买主亦寥寥无几,以致宁邑地亩竟成无人过问之势。一般事业农民受此打击,莫不叫苦连天云。

这些失业的农民又何去何从了呢?1935年11月02日《西北学问日报》中《中国农村经济生活的成分》中对这些失地农民的去向作了阐述:

中国的农民大众,正在上述帝国主义总的支配之下,又在国内封建势力跟买办资本的联合宰割之下,在大批的破产。大家现在来看看这些无产化或半无产化了的农民究竟走向什么途径。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条件之下,这些破产的农民应当是城市产业劳动最丰富的预备军。不过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工业之发展不仅异常迂缓,甚至可说已经完全停滞(在恐慌期内、甚至衰落)。因此乡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只有极少数才能走进工厂的大门;其他走向都市去的,多数是做苦力、仆人等等。

另外一批跟农业生产脱离关系的农民,有的去充乡村苦力,大多数的作了土匪,以及充当了军阀制度的物的基础—士兵。

至于大多数破产的农民,还不能跟农业脱离关系,他们是一小部分“移植”到边区省份,去实行垦殖的工作。不过这批农民,因为东北和别的边省的沦亡,已经遭遇到最后的厄运。其他留在农村的破产农民,虽然有些还找到长工和短工等等农业工作,来出卖他们的劳动,不过最大多数还是自己维持着最小的土地,或租进些土地,来进行其最惨痛的零细经营,这些零细经营就数量而言是目前中国产业经营的支配形态,同时它们就是中国半封建关系的最深闭的最永久的根基。

这些人往往只有极少数获得了就业的机会,大部分人沦为乞丐或者是倒毙在乞讨的路。

1933年生活《北京的人口与职业》;北京警察厅行政处分1948年01月26日,《冀热察导报》,《饿死与逃荒》一文中讲述了当时贫民的生活:

内蒙古兴和县宋家营有一个叫萧如的人,家里有八口人,父亲是当地的佃农。七岁那年(大概1938年),连续两年遭灾,全家没有粮食吃,父亲饿死了,棺材都是赊账买来的。眼看全家都要饿死,只能外出逃荒,讨饭讨到了姨娘家,请求姨夫收留了几天。结果走的时候,姨夫要饭钱,他们拿不出,被迫把四岁的弟弟领到张家口十八块钱卖掉。“牙纪”抽了两块,姨夫扣下了十三块,萧如一家拿上三块钱,一路乞讨最后流落到宝源县贵子沟。在贵子沟租种当地地主的土地,第一年天旱没收成,还倒赔了三斗荞麦,九斗莜麦。第二年没地种,一家人就给人放羊、当长工、打短工,直到八路军分给他们土地,才结束流民的生活。

首先是多少有些财物的贫民,会选择典当。金银器可以十当五,衣服值十当三,低的到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

失去土地的农民多流向周边比较大的城镇讨生活或者出省谋生,比如“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对于这些举目无亲、一贫如洗的农民来说,谋生时相当困难的,即使在城市中谋得一些苦力的工作,收入也是非常少。那些没有工作,又没有抵押品的贫民,只能求助于高利贷。

《生活》报刊,《泰县之平民经济状况》一文中讲到:

盖量入为出,乃主持家政者必须通晓之计学原理,而金钱之支出,则不能与收入之时间相吻合,在中等社会以上之家居者,或资本较多之商店,尚有银行也、钱庄也,为之通有无,济盈虚,且用户愈称殷实,则所出之利率愈低,绝不受重利盘剥。而贫苦小民,左支右绌,本其常态,支出不可稍缓须臾,收入则迟迟有待,或有意外用途,突如其来,银行钱庄,固绝对不肯借贷,亲戚朋友亦未可通有无,经济状况,岂能遂陷于绝境乎!无已,则典当也,因利也,种种方法。救济贫民之经济者十之二三,盘剥平民之利益者十之八九焉。善于运用者,如借合会因利而活泼金融,生机萌业,不善经营者,如借印子借粮而饮鸩止渴,死期将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印子钱,就是最早见于明万历年间的一种高利贷,当铺或者债主放出贷款,借贷人限期内分期偿还,每次归还本息在折子上加盖印记,因此而得名。有歌谣形容印子钱:“印子钱,一还三;利滚利,年年翻;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还不完!”“为人莫借印子钱,一年借,十年还,剩个尾巴算不算?不欠!不欠!过上几年脸一变,又算上三万两万。”类似的还有“老鸦叫”、“放火把”、“二角个洋”、“皮球洋钱”等等。

转风钱,是某地一种奇特的高利贷模式,这种贷款的利息居然跟当地的风向有关系,首先基本的利息每天每元至少小洋一角,也就是百分之十,假如一天始终是一种风向,那么就按正常一天的利息计算,如果当天的风向忽然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一天就按两天的利息算。这是一种按风向变化定利息的贷款,所以叫转风钱,像这种贷款,往往会因为归还利息的多少而发生冲突,甚至发生命案。

1933年《西北学问日报》,《酒泉高利贷》一文:五十元五个月期,本利竟达三千二。本县某人放债五十元,自二月始,至后五止,竟将月本利息算至千元之百二三多,因而双方致起争议,嗣经商会长某,出任调解,卒以二千元了学,闻某借债者已倾家荡产云。

1935年01月16日,西京日报《甘省河西区高利贷惊人农民被压榨》:河西各县近年来天灾频仍,谷类歉收,加以各种差徭,杂款数目繁多,遂致农村经济根本破产,无余而一般奸商及拥有资产者,乘农民呻吟疲敝之际,竟以高利贷榨取贫民脂膏,每年春夏之间,以本十元,每日利率一元,贷诸贫民迨秋冬之间,竟有获利数倍,农民终岁辛苦所得,几不敷彼等利息之榨取,隐痛至为甚钜云。

民国救济贫民的机构不是没有,上面提到的因利局,就是民国常见的小额贷款机构。根据1921年《晨报》-《直隶设立因利局》,等资料,一般平民借贷,都需要有抵押或者担保,可以借贷数十元至百元不等,而没有抵押、担保的贫民,最多只能获得几元的借贷。这几元的借款都不够灾民支付逃荒的路费,因此也是对于真正的贫民毫无用处。

以下附民国十一年零陵县饥民调查表,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100年前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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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世界上基本都不行,日韩更穷

但一百年之后

有了农村户口,北京户口,上海户口……

不同户口,考大学都不一样

农民的家乡不被发展,农民只能去建设北京上海,但建设了城市,却被一张户口挡在城外

农民们的孩子考学,试卷很难,录取率很低,很难翻身,世世代代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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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觉得生活在上海和内地农村的到底谁算这个“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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